1990年2月14日上午，我去启功老师家求写书名。这是一本由童宗盛先生主编的题为《中国百位名人学者忆名师》的书。书中收录了启功回忆其恩师陈恒校长的文章，老师一生尊师重教，听明来意，对我说：“童先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现在就写。回头赶快寄去，别误事！”
刚写完书名，就听敲门声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是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苏士澍先生，他也是启功老师的学生……那天，我们正准备告辞，忽然听见老师说：“今天我请你们吃饭！北太平有个‘东坡居’不错。”
出发前，老师从座椅上站起来，回过身，在书柜上找书，吃饭怎么还带书？我正纳闷，只见老师很快就拿下来横放的一本书，像洗扑克牌那样翻页，翻书声一停，即出现一摞钞票，全是百元的，因为码放的不整齐，还有两张飘落到地上了。我赶紧弯腰拾起来交还老师，老师将钱接过来，又从书中抽出几张，放在毛衣里面上衣的口袋里。而后，老师又转身坐下，打开抽屉—这个抽屉从来不上锁，也没有锁—里面有几个信封，老师随手拿起一个信封，将大拇指和食指往里一伸夹，又是一摞百元钞票……
到饭店落座后，老师没有让我们点菜，也没看菜谱，就一口气报出4个菜名：东坡肉、油焖笋、清蒸鳜鱼、西芹百合。另有一个拼盘、一个火锅。正合六六大顺之意。主食是米饭，也没有要酒。
点完菜，苏先生要求付款。争执中，老师突然起身，快步走向服务台，那姿态，全然不像年近八旬的老人。这次，我俩没有再说什么，只见老师走到前台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钱，放到柜台上，口中不知说了句什么，扭身就走。回到座位后继续和我们闲聊。
吃完饭，服务员走到餐桌旁，对老师说：“这顿饭一共80元，剩下的给您，您点点。”老师说：“好！”接过钱，连看也没看，就将钱塞回内衣口袋里。我用眼瞟了一下，约莫总数也在千元左右。在这一缴一找的过程中，究竟往柜台上撂了多少钱，往口袋里又掖回多少钱，老师一点数也没有。我见状，附耳悄声对老师说：“他们要是从中抽走两张，您也不知道。”老师的回答是：“随他们高兴，我还能活几年？”
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饭局。一则是德高望重名满中华的国学大师、书坛泰斗为学生写字还请学生吃饭；再则是老师对钱的态度，好像是缺了点平常人的价值观念，似乎全不在乎。师母在世时，都是师母管钱，老师既不采买，也不做饭；师母去世后，老师声望日增，也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。至于写字、润笔之资，好像心里也没数。钱怎么花？花多少？都随性而为懒得计较。但是，千万不要以为老师对金钱的价值和用途认识不清。就拿这餐饭来说，老师虽然带的钱不少，但点的都是中档菜，并不讲排场和浪费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老师与恩师陈恒先生都受到冲击。老师想看望陈先生，却因工资被扣、手头拮据，为买不了像样的礼品难过。在市场上徘徊半天、斟酌再三，才买了罐装的五香花生米给老师送去；而在“文革”后，经济条件好转时，老师听人说有个老友住院，马上派人送去一万元；对有困难的学生，老师也几次慷慨解囊；而为救灾，助济贫困生，仅在1991年，老师就先后捐助10万元；1992年老师更是捐出在香港举办个人书展义卖的全部所得，共计163万元，作为母校的奖学励学基金······所有这一切，都表明老师将钱花到最值得花的地方：为师生、为朋友、为学校、为社会，惟独没有考虑独自占有。正是这种超脱凡俗的精神境界，才使老师在异常劳累的状况下，得享高寿—老师活到93岁，而他的父亲在其1岁时即病逝，其祖父也只享年51岁。